1968年上海“炮打张春桥”事件始末

1968年4月12日，上海发生了当时被认为“反革命事件”的——“炮打张春桥”事件。起因大致为以下几件事：

1968年3月份,北京出了“杨、余、傅”事件。3月24日,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军队系统万人大会,宣布撤销代总参谋长杨成武、空军政委余立金、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的职务，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,同时改组“军委办事组”。当天“中央文革”领导人都到会了，而作为“中央文革小组”副组长的张春桥却没有到会（其时，张春桥在上海）。

3月27日，“中央文革”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——粉碎“二月逆流”新反扑誓师大会。会上周恩来、陈伯达、康生、江青等人都发表了讲话。那次大会,中央也没有通知张春桥参加。

因为上海没有人参加“三·二七”大会,徐景贤（时任上海市委书记、上海市“革委会”副主任）紧急通知《文汇报》驻北京办事处主任艾玲,让她无论如何要进入会场,把所有领导讲话做详细纪录,用飞机带回上海。

3月28日,上海在展览馆宴会厅召开上海市“革命委员会”全体委员扩大会议。徐景贤让他的秘书在机场等，秘书拿到文件后,直奔展览馆。文件是艾玲手写的,详细地记录了当时北京会场的情况。徐景贤向全体委员传达后，马上把这份记录送到张春桥那里。

这些事情引起了一些人的怀疑。市“革委会”委员、政宣组组长、《文汇报》负责人朱锡琪提出疑问:“中央那么重要的两场大会，张春桥又是“中央文革小组”副组长，中央怎么没有通知他去参加呢？北京的会议记录竟要从《文汇报》驻北京办事处那里去搞。

一天晚上,张春桥在康平路大院小礼堂召集市“革委会”领导成员会议,请了各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到会,听听外面的动向。张春桥问同济大学红卫兵头头陈敢峰:“最近有什么社会动向?”

陈敢峰说:“有人散布謡言,说张春桥是叛徒。”

张春桥听了，脸色阴沉,说:“我从来没被捕过,怎么会是叛徒啊?”还说:“我过去太宽大了,今后要是听到谁再讲这种话，我就不客气了。”他说话的时候,手里拿着烟,说完,把烟重重地在烟缸里掐掉。

但是，关于“张春桥有历史问题”、“张春桥是叛徒”的话在上海却越来越广泛地流传开来。

4月初，上海“活学活用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”开过后,《文汇报》、《解放日报》天天连篇累牍地发“讲用”稿和消息，但新华社并没有向全国发通稿。

接着,报纸上出现张春桥到江苏、浙江去参加当地“革命委员会”成立大会的报道。新华总社在发稿时,没有提到张春桥的“中央文革小组”副组长、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头衔。在报道其他人、如江苏省“革命委员会”主任许世友时,提到他是南京军区司令员,而对出席祝贺的张春桥,只说他是上海“革命委员会”主任。

这样，又有许多人对张春桥产生了怀疑。徐景贤曾问过张春桥:“你参加江苏、浙江两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时,新华社报道中怎么没有你中央文革和南京军区的两个身份?”

张春桥说:“他们新华社记者倒是写上去的,但审稿时让我删掉了。因为中央没有授权我以中央文革的身份去祝贺,我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,是以兄弟省市负责人身份去的。”

4月7日,《北京日报》发表《彻底粉碎“二月逆流”的新反扑》的社论,提出“揪出杨、余、傅的黑后台”的口号。朱锡琪要求转载这篇社论。但徐景贤不同意，说:“《北京日报》是北京的地方报纸,不是中央的《人民日报》,也不是新华社和《解放军报》,他要揪出杨、余、傅的黑后台是什么人,不明确,我不同意转载。”

这时,《文汇报》驻北京办事处主任艾玲用保密机给朱锡琪打了一个电话，说北京学生也在传说张春桥是叛徒,还说是陝西省委书记霍士廉用党籍担保张春桥是叛徒。同时，艾玲告诉朱锡琪，说她丈夫贺瑞林在总政二部能看到中央的传阅文件,中央传阅文件后面附有传阅名单,这个名单里有姚文元,没有张春桥。这条消息传来,使朱锡琪更加坚定地认为张春桥有问题了。

4月11日深夜,朱锡琪在《文汇报》开了一个范围极小的会,分析形势,议论的内容如下：

一是上海召开“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”,新华社为为什么不发报道?《人民日报》为什么几个月不转载上海的社论?

二是北京3月27日十万人大会，为什么张春桥没有去参加?

三是新华社报道张春桥去江苏、 浙江祝贺“革命委员会”成立的时候,为什么没有“中央文革小组”副组长、 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头衔?

四是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为什么提出用党籍担保张春桥是叛徒?

五是……

最后，朱锡琪起草了一份《十个为什么》的传单,署名：“《文汇报》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为什么战斗队”。传单写好后,连夜印刷,用很大的字印成大张,广为散发、张贴。

4月12日清晨,徐景贤正在睡觉,原市委“写作组”的朱维铮把他叫醒。朱将从墙上揭下的一张传单递给徐。徐一看,大惊失色，这明显是把矛头指向张春桥，急忙把传单给张春桥送去。张还没有起床,徐叫张的秘书来拿。

上午近八点钟，很多人已围在外滩市“革委会”大楼前,贴大标语的有很多是穿军装的。他们提着浆糊桶,从市“革委会”大楼一路贴去,一直贴到“工总司”(总工会)大楼。

当天,“炮打张春桥”的大标语铺天盖地。徐景贤不断地把情况报告给在兴国路的张春桥。张的秘书来来回回,一会儿来拿标语,一会儿拿情况简报,一会儿拿电话记录。

张春桥坐不住了，打电话叫马天水（时任上海市委书记、上海市“革委会”副主任）、徐景贤、王少庸（时任上海市“革委会”副主任）几个人到他那里去，说：我刚才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《文汇报》转载的《北京日报》社论,里面提到要揪出各地的谭震林式的人物,广播员兴奋得连声音都变了,他们究竟想干什么?”

徐景贤说:“上海的动向应该让中央知道,文元（其时在北京）同志是否知道上海的情况,是不是给他打个电话,特别是把军队里有人炮打张春桥的情况告诉他,看看他有什么意见?”

他们就在张春桥办公室给姚文元打了电话。姚文元非常吃惊,说:“我还不知道情况,我马上向江青同志汇报。”

过了十五分钟,姚文元回电话说:“江青同志非常重视上海发生的事情,特地向春桥同志问好。关于军队里有人参加炮打的问题,江青同志说,她马上找中央军委办事组李作鹏（时任海军第一政委、中央军委“办事组”成员）谈这件事。”

他们一听江青出来保张春桥,就没有那么紧张了，但又觉得光是姚文元、江青还不够,应该向毛主席、党中央正式报告此事。

徐景贤知道张春桥自己不便提出,便主动请缨，说:“是不是给毛主席、党中央发份电报,把上海的情况写一写,我来起草。”张春桥没有表示反对。

徐景贤离开兴国路回到康平路大院,独自写了份绝密电报,把上海“炮打张春桥”的情况以及目前的形势,特别是有穿军装的人上街刷标语、大字报,参与“炮打”的动向,都写了进去。电报写好后,他自己签发,以上海市“革命委员会”的名义，通过机要室火速发给党中央、毛主席。

徐景贤将电报发出后,碰到王洪文带了“工总司”一批头头来,嚷嚷着要反击。王洪文说:“我们假如不明确地反对炮打张春桥,基层造反派可能就乱套了。”还说:“工总司内部有人已经动摇了,比如文攻武卫指挥部头头张宝林,就在墙上跟着《文汇报》‘为什么战斗队’刷标语,不承认上海市革委会以张春桥、姚文元为首了。”

徐、王两人说话的时候,正好收到一张当天（4月12日）的《文汇报》,第三版用通栏大字标着五句口号:“誓死保卫毛主席!誓死保卫林副主席!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!誓死保卫中央文革!誓死保卫江青同志!”根本不提保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, 张春桥、姚文元当然更不提了。

徐景贤对王洪文说:“你到总工会大楼上面挂一条标语下来,写上‘誓死保卫毛主席亲自支持的、以张春桥、姚文元为首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’,这样一来,上海所有的人就能看见你们‘工总司’的态度了。”

当天下午,中央派专机到上海把张春桥接到北京。而此时，上海“炮打张春桥”的声势却更加浩大。

徐景贤在1995年刑满释放后，曾有一篇回忆文章说到那天的情景——

张春桥走后,我乘车到外面兜,街上“炮打”的大标语铺天盖地，署名大都是化名。南京路上的人比平时多好几倍,特别是复旦大学的学生,提着浆糊桶,把大标语从学校一直贴到上海最热闹的马路上。

标语的内容也升级了:“揪出杨、余、傅的后台张春桥!”“打倒大叛徒张春桥!”张春桥的名字被倒过来,划上红圈圈,打着大叉叉，具名是“复旦大学抓叛徒战斗队”、“复旦大学送瘟神战斗队”。看热闹的人跟着贴标语的人, 在路上挤来挤去。

我的车从外滩市“革委会”办公大楼兜到南京路,渐渐地走不动了。到浙江路口,各种各样的人像潮水一样涌来，贴标语的，看标语的，议论的,一片乱哄哄。车辆被堵在那里,排成长队。

到了第一百货商店门口,车彻底走不动了,外面都是人,我把窗帘拉起来,免得人家看到。几个年轻人跑到车头前面,看后排坐着什么人,一个人叫起来:“徐景贤!徐景贤!”他这一叫,大家都围上来。警卫员坐在前面连忙把两边的车门保险按住,挥手让他们走，并对司机说:“无论如何要冲出去。”驾驶员拼命按喇叭,整整用了十几分钟,才冲出一小段。后来警察来了,把人群排开,我才冲出“重围”。

徐景贤回到康平路大院办公室,看到东海舰队送来的一份电话纪录——《海军第一政委、中央军委“办事组”李作鹏同志的三点电话指示》：第一,上海有人炮打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同志,我们军队不要介入。第二,已经贴出的大字报,要予以覆盖。第三,不要搞反击。

同时，徐景贤又接到复旦大学空四军“军宣队”的电话报告,说他们接到空军通知,已向学生们明确表态,反对炮打张春桥。

徐景贤得此消息，如获至宝，当即决定对“炮打”派给予有力回击。这时,市“革委会”政宣组工作人员向徐反映,上海政宣系统群众思想非常混乱,因为政宣组组长朱锡琪主张“炮打”。政宣系统分成两派,反对“炮打”的一派要求与《文汇报》和朱锡琪辩论。

徐景贤看到李作鹏和空军的电话指示后，觉得这些都是中央的精神，正所谓王牌在握,就说:“那好,我们连夜召开大型辩论会,通知朱锡琪他们到场。”

随后，徐景贤跟马天水、王少庸说:“今天晚上有一场大辩论, 准备面对面地煞一煞朱锡琪的威风。”

马天水说:“我和老徐一起去。”

王少庸説他要在康平路大院留守，但提议请东海舰队副司令员、市“革委会”领导成员高志荣也一起去，由他在会上传达李作鹏的三点电话指示。

当天晚上,在外滩市“革委会”底楼大厅召开辩论会。马天水（上海市委书记、上海市“革委会”副主任）、徐景贤（上海市委书记、上海市“革委会”副主任）、高志荣（东海舰队副司令员、上海市“革委会”领导成员）在主席台长桌前就座。会场里座无虚席,四周过道上都站满了人。来的不仅是政宣系统、文化系统各基层代表,而且还有工交组、财贸组、科技组、地区组、郊区组等系统的代表。朱锡琪带着《文汇报》“星火燎原”造反总部的人坐在前面第一排。

徐景贤主持会议, 宣布辩论会开始。以朱锡琪为首的“《文汇报》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为什么战斗队”队员一个接个站起来，指名道姓地向张春桥提出各种质疑。接着,朱锡琪站出来发言,他说:“我们《文汇报》星火燎原造反总部为什么战斗队今天是宣了誓来的,决心不获全胜,决不收兵。我在这里再重复十个为什么……”

朱锡琪还没有讲完，徐景贤坐不住了，他一拍桌子,大声说:“朱锡琪,你到现在还在散布谣言,蛊惑人心,我现在就来答复你几个为什么……凡是搞新闻报道工作的人都懂得,什么时候用什么头衔、什么职务、职称,你朱锡琪难道就不懂吗?你参加过市革委会的小会,明明知道春桥同志没有被捕过,不可能是叛徒,而你在大庭广众面前, 公然散布谣言,是何居心?至于中央对张春桥的态度,现在我们就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、东海舰队高志荣副司令传达中央军委办事组领导、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同志的三点电话指示。”

因为前面没有提起过有中央军委的“电话指示”,所以大家非常惊奇。这时候,穿着海军军服的高志荣从皮包里拿出三点指示的电话纪录单,一字一句地念起来，念完之后说:“我们上海部队坚决执行中央军委首长指示,我们决不参加炮打。”

徐景贤又进一步威吓说:“上海主要报纸的主要负责人,又是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,政宣组组长，居然带头炮打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，性质很严重！”

这时候，会场里有人喊:“朱锡琪表态!朱锡琪表态!”朱锡琪没有表态。《文汇报》三个“造反”核心之一的邵传烈表态拥护中央军委办事组的三点指示。

如此一来,全市的“炮打”形势急转直下。第二天开始,连续开了几次政宣系统的批斗会,朱锡琪到场接受批判，并被撤销市“革委会”政宣组组长和《文汇报》主要负责人的职务。

紧接着,上海连续不断地开会,肃清“炮打张春桥”的“流毒”。在延安西路二00号文艺会堂的上海群众组织负责人大会上,徐景贤耸人听闻地用历史来对比，说:“四十一年前,1927年上海发生过一个‘四 ·一二事件’,当时是独夫民贼蒋介石叛变革命,屠杀了大批共产党人。四十一年以后,上海又发生了‘四· 一二事件’,某些人把炮口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。他们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日子来炮打呢?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?这些现象不值得引起我们深思吗?”

在市委机关和市人委机关的负责人会议上,徐景贤更加疾言厉色,说:“要是社会上有些人受了怀疑一切的反动思潮的影响,参与了炮打,这还可以理解。但是这次在我们机关内部,居然也有人起而响应,这是不可原谅的。我们要问这些人,你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定性到哪里去了呢?有的人为自己辩护,说只是五分钟动摇。不行!一分钟动摇都不行!”

会上当即宣布两个机关重点整风,实际上是要清查所有的人在“四·一二 事件”中的表现,有没有错误言论,来势非常凶猛。市委监察委员会有个工作人员,在“四·一二”时议论过张春桥的历史,现在要追查,很害怕,从延安西路三十三号海格大楼七楼跳下,当场身亡。

这样一来,《文汇报》的“炮打”被压下去了,市“革委会”政宣组，以及两个机关内部也展开了彻底清查。一天晚上,王洪文、马天水、徐景贤、王少庸，以及警备区副司令张宜爱、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、东海舰队副司令高志荣、空四军政委王维国、空四军副军长姬应伍等市“革委会”领导成员,又一起开到复旦大学,召开各年级红卫兵代表大型座谈会，批判所谓的“炮打”逆流,为张春桥唱赞歌。这样，把复旦大学“炮打”的声势也全部压了下去。

过了一天,王洪文给徐景贤送来一份材料,说国防科委上海研究所有一些人参加了“炮打”。他们怀疑幕后有人指挥,决定让王洪文清查科技系统的“炮打”情况。

上海市委把清查“四 ·一二”炮打的情况,每天向张春桥、姚文元汇报。正当上海很起劲地追查的时候,情况出人意料地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“逆转”。

对此，徐景贤在1995年刑满获释之后，在一篇回忆文章里有过详细叙述——

一天晚上,张春桥从北京打电话给我，主动问:“朱锡琪这几天的情况怎么样?”

我说:“正在《文汇报》接受批判。但是检讨很不深刻,群众通不过。”

张春桥说:“那他还是愿意做检查的啰?”

我摸不着头脑,回答说:“这个嘛,他也是被迫的。”

张春桥说:“肯做检查嘛,也就可以了,群众通不过，我们去做做工作。这样吧,你到《文汇报》去,亲自召开一个全体工作人员大会, 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也派人去,包括朱锡琪手下的一帮人,都要参加。让朱锡琪在会上做一次检查,他检查完了后,你就带头鼓掌表示欢迎。”

我说:“这恐怕比较困难,群众情绪一下子扭不过来。”我嘴上这么说,心里想,其实我自己也扭不过来,这真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。

张春桥在电话里听出了我的为难之处,他劝我说:“要考虑到群众嘛,这次炮打,卷进去的人很多,我们把朱锡琪解脱了,其他人心里的这块石头就放下来了。”

我说:“有些问题还刚刚露了个头,远远没有查清楚,比如部队的问题,我们刚刚布置下去。”

张春桥说:“不要查了。复旦大学、二军大、国防科委这些单位的事情都不查了。”他斩钉截铁地说:“你把《文汇报》的事情落实,可以宣布朱锡琪留在报社参加一般的编辑工作。反正我很快就要回上海了,有些情况回来以后再跟你们说。”

那天接了电话以后,究竟怎么回事, 我确实弄不明白,但是对张春桥的话,我一直是坚决执行的。

第二天晚上,我根据张春桥指示,到《文汇报》去召开大会。因为前面我们不断地加温、升级,这次却要一百八十度大转弯,我怕到会的人缺乏思想准备,会上如果很多人对朱锡琪的检查不满意,进一步使批判升级,那就糟糕了。所以,我事先跟新任命的市政宣组负责人绳树珊打招呼,先去布置几个人,把底告诉他们,在朱锡琪做检查以后,发言表示欢迎他的进步。

那天晚上,我先说了一段开场白:“一个人犯了错误不要紧,只要愿意改正错误就是好同志。我们今天也给朱锡琪同志提供这样的机会。”

朱锡琪站到台前,头也不抬,心情沉重,把怎么卷进“炮打”的来龙去脉讲一遍，并承认错误，做了检讨。

他刚刚讲完，我就带头鼓起掌来。这真叫“孤掌难鸣”,到会的人没有思想准备,不知如何是好,有的人伸长脖子看台上究竟怎么回事,有的人也想跟着鼓掌,但又不敢鼓出声音。只有绳树珊和政宣组几个人因为事先已有布置,跟着我寥寥落落地鼓了一下掌。这稀稀拉拉的掌声,算是完成了张春桥交办的任务。

接着我说:“朱锡琪同志今天的检讨是值得欢迎的,市革命委员会决定,根据他对错误的认识，让他从明天起参加《文汇报》编辑工作。希望《文汇报》全体革命同志,团结起来,振奋精神,不要辜负以毛主席为首、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希望,把报纸办得更好。”

这时,全场才热烈地鼓起掌来。朱锡琪也感动得流了泪。消息很快在全市传开,各系统的清查活动暂时停息下来。

张春桥回到上海后,把王洪文、马天水、我、王少庸等人找到兴国路招待所。他喜欢抽没有过滤嘴的中华牌烟,嫌带过滤嘴的烟没劲,香烟把他的手薰得焦黄焦黄，一面抽烟,一面跟我们讲话。

他说:“我这次到北京,才知道是毛主席把我找去的。那天晚上,我按通知到中南海去看望主席。谁知道,我去的时候,老人家已经站在门口等我呢,我赶快上去和主席握手,问主席好,心里非常不安。”

他接着说:“我向主席汇报了上海的工作,我也谈到这次炮打。主席说:‘我已经知道了,就是为这件事特意把你找来的。你可以对那些炮打你的人讲‘无事’, 北京不是有个谢富治嘛,学生炮打他,他对学生们讲‘无事’，那些学生就炮打不下去了。”

听了这段传达,我们才明白是这么回事,所以张春桥要我们来个急转弯。

看起来,“四一二”炮打的追查工作似乎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,但是,事情远远没有结束。

张春桥后来多次谈话的时候,说到穿军装的人参加了“炮打”,仍然很恼火,多次提到“炮打”的背景有很多疑点可以查。

到1970年,全国都搞清查运动时，王洪文提出上海要清查“文化大革命”以来的十大事件,把1968年“四一二”炮打张春桥列为重点清查的一大事件，得到张春桥的正式批准。

这样,市“革委会”文教组把原来已毕业分配到外地工作的高校的“炮打”活跃人物,重新调回上海,给他们办学习班,实际上是隔离审查。最后对复旦大学的马立新、劳元一，上海师院的李功佐做出“犯有严重政治错误”的结论,重新分配到外地。

朱锡琪已经在做一般的编辑工作,他听了传达“十大事件”中有一件是关于他的,很害怕,逃走了，在外面东躲西藏了好几天,自我感觉走投无路,最后只好回来。清查时,不光查朱锡琪,还查《文汇报》驻北京办事处的全体成员，打击面很大。

当时《文汇报》驻北京办事处的十几个人,统统被弄到上海,关在上海市民兵指挥部,罪名是“炮打”的时候办事处给上海传回怀疑张春桥的材料。

不光这样,当时市委“写作班”派去北京办事处的朱维铮,与艾玲关系很好,两人无话不谈,议论过江青过去的历史以及在延安的表现。审查艾玲时,把朱维铮也关起来。朱维铮关在市民兵指挥部的时候,几乎天天大声叫喊，用拳敲、用脚踢铁门,要求把他放出来,没人睬他。

查了很久,查不出《文汇报》驻北京办事处有什么问题,只好把那些人放掉,但艾玲一直被关着。艾玲的消息是从她丈夫贺瑞林（时任总政某二级部部长）那里来的,张春桥就记仇了。林彪事件以后 ,张春桥任总政治部主任,利用他在军队的权力,要总政专门查过贺瑞林。

据有关部门统计,上海因为参加“炮打张春桥”而受到打击迫害的有两千五百多人。其中隔离审查、不能回家的有两百多人。办学习班审查、但可以回家的有四百四十多人。在审查中五人被逼死,六人被逼疯。